九一三前夜：四大金刚动向

自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四人各自被隔离监禁于警卫三师的不同区域。在四人帮被彻底推翻之际，他们原本以为云开雾散，却未曾料想，反而被转移至秦城监狱，从而开启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服刑生涯。

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并无瓜葛。

在九一三事件前夕，黄、吴、李、邱各自在忙些什么呢？

事发夜，黄永胜独在人民大会堂。

李德生回忆道，那是一个九月的夜晚，12日的钟声刚刚敲响，我正身处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参加一场会议。此次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议题围绕着他即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展开。与会者包括黄、吴、李、邱等同志。

事实并非如此，据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晚参加会议的包括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康生、黄永胜、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吴法宪并未出席，他当时担任的是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的要职。而费四金所述也并非全然准确，邱会作同样未与会。他和李作鹏是在九月十三日凌晨四点左右，从家中被紧急召唤至人民大会堂的。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黄永胜独自一人在人民大会堂内。

九月十二日，军委办事组并未集体办公，换言之，黄、吴、李、邱四人的聚会并未如期举行。若真要策划阴谋，轻而易举，只需黄永胜一通电话，便能迅速召集众人，全然以工作为名。当时，对周末的概念尚不明确，只要有事便即刻办公。因此，九月十二日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去理发，随后由长子黄春光陪伴散步、谈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返回家中。随后，他便沉浸于看护孙子的喜悦之中，逗弄着这位1971年5月出生的宝宝，正值孩童天真烂漫之际。中午时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美食，餐后稍作休息，起床后，黄永胜继续翻阅未阅的文件。他居住在西山9号，房屋下方便是军委前指。这片区域设施完备，设有指挥系统、电台、军委一号电话台、发电机、水井，以及一个加强团和几基数武器弹药。此外，还储备了三千人半年所需的粮食、肉类罐头、蔬菜罐头，以及被服、药品等物资。办公区、警卫区、大礼堂等一应俱全。

9月12日午后，毛泽东同志突然返抵北京，黄、吴、李、邱四位同志对此事一无所知。即便总理事会事先也未获通报，政治局成员亦不知情，甚至连江青同志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通知黄永胜同志当晚需前往人民大会堂，共同商讨政府工作报告。由此可知，原计划在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正按部就班地推进。当时，黄、吴、李、邱四位同志的心情相对轻松，原因有三：首先，他们对主席的检讨已获得认可，尽管主席在南巡期间曾对刘丰等人表示“庐山之事尚未了结”，（李作鹏同志从刘丰处得知此言）他们对此略有疑惑，但总体上并无大碍，只需继续检讨即可。其次，黄、吴、李、邱四位同志经过不懈努力，与江青同志多次激烈辩论后，终于促成军队解放一批干部，并在国庆节当天上天安门接受检阅，如张宗逊、杨勇、梁必业、肖向荣、李雪三、张贤约、王诤、王恩茂、吴克华等人均在列。最后，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中，黄、吴、李、邱四位同志均肩负重任，黄永胜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同志亦为副总理，李、邱两位同志同样担任副总理；吴同志则担任副委员长。虽然大家不解，为何主席选择康生同志担任委员长，而非朱德总司令，但总理特别叮嘱他们在会上不要提出异议，不要发表激烈言论，认为这并非他们几位将军所能决定的。

在文革之前，政治局与书记处会议均依照中办的规定进行。然而，文革期间的情形则大相径庭。毛主席亲临前线，亲自领导党的、政府的、军队的事务。于是，政治局出于对毛泽东生活习性的尊重，通常他会在上午休息，午后起身用早餐，随后在下午三点举行会议或处理公务。晚上，他会在人民大会堂享用午餐，会议持续至晚上两点至三点，结束后他会返回住处享用晚餐，随后就寝。但那晚，黄永胜却未能及时离开人民大会堂。

费四金，黄永胜的警卫参谋，回忆道，那天晚上的气氛相对宁静。直至晚上将近八点，黄永胜乘坐车辆从西山抵达人民大会堂。为何选择在接近八点出发？这是因为周总理通常会在晚上八点半召开会议，提前五至六分钟到达即可。黄永胜的住所在西山，通勤需耗时四十多分钟，这一时间安排由警卫参谋费四金负责掌控。

费四金随黄永胜步入人民大会堂，首长们正在会议室中商议国事，而他们的警卫员则在大厅内闲聊。费四金目睹了周恩来总理两次外出接听保密电话，尽管福建厅内也设有电话，但那些电话并未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外出接听保密电话的时间大约在午夜十二点左右。夜深人静，当周恩来与警卫员一同离去后，事后方得知他们已前往毛主席处。深夜时分，华国锋经由大会堂北门步入，而在凌晨四、五点，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直至第三日清晨，我们方才得以返回家中。

江青步入会议厅时，会议尚未开始，她手持一副扑克牌，正忙着组织一场扑克游戏。此时此刻，竟然还有人沉溺于牌局？吴法宪深知江青此举意在试探，心中无愧的他决定参与其中。张春桥与江青一家，黄永胜与吴法宪一家，最终黄永胜和吴法宪的牌技更胜一筹，赢得了比赛。

王医生接收了三名有背景的婴儿。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301医院妇产科内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同一间产房内接连诞生了三位具有特殊身份的婴儿。其中第一位便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当时，总参谋长黄永胜亲自下令，务必确保主席孙子的安全，并要求每日上报母亲邵华的体温及健康状况，此事被视作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邱会作部长夫人、邱办负责人胡敏亲自指示301医院院长靳来川，要对他进行特别关照。毛新宇诞生的那天，胡敏亲自莅临产房，现场指挥，唯恐出现任何意外。而且，她每日都要亲自到产房询问情况，以防万一。

次子乃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孙辈，黄小波，此乃黄氏家族与刘兴元家族的联姻结晶。胡敏亦然，产房之中，她始终坚守，直至分娩时刻的到来。

８月３１日，到邱会作自己抱孙女时，胡敏还是如此，当然规格不由自主地要降许多，邱家产妇住了四、五天就出了院。９月１２日，邱会作的孙女邱燕恒１２天了（这是邱家和张霖之家的后代，张霖之是煤碳工业部部长，是在文革中唯一被打死的被毛主席和江青亲自点过名的部长，邱会作、胡敏同意这个红“黑”结合的婚事，真是高风亮节，难能可贵，这件事周总理、叶群都帮了大忙），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婴儿第十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老丈母娘来了，在西郊机场工作的路光爱人的表姐夫一家来了（仅为此一来，就关了几年，转业都不准，做复员处理），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西山上还有个战士炊事员，做了一大桌子菜，但人多不够吃，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

邱会作不在场，那段时间他心情颇为低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不慎摔跤，随后风声愈发紧张。尽管邱会作依照规定每日研读马列六部著作，并聆听国防大学的课程录音，内心却始终难以平静，对命运充满忐忑。那天下午，他在京西宾馆主持国防工办会议，会后便邀请吴法宪在宾馆内会面。邱会作从李作鹏处得知毛泽东南巡时的部分讲话内容，然而他们并未与吴法宪透露，生怕他再次泄露机密。晚餐时分已至傍晚六七点，邱会作归来，与长子邱路光简短交谈后，便送客离去。长子邱路光手持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子女的来信，向父亲述说，信中提到谢的爱人陆慧明阿姨仍被囚禁于南京大学地下室，遭受虐待，恳请邱会作伸出援手。婴儿与邱路光的爱人暂留西山，邱路光则因部队驻扎新乡，特意请假归家，次日还需前往“301”医院看牙。于是，他与母亲胡敏一同下山返回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行离开。工作至深夜，他心中烦闷，便多饮了几杯酒，随即入睡。黄、吴、李、邱四位领导入睡时，皆需借助安眠药的帮助。在睡前，公务员张军为邱会作服用了两三片安眠药。然而，邱会作入睡不久，大约凌晨四点左右，秘书将其唤醒，告知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他立即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邱会作摇晃着脚步抵达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李作鹏则是被警卫员掺扶着进入会议室的，他的药效同样尚未退去。

邱会作对半夜突然召开的紧急会议感到困惑，听闻周总理和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修订政府报告，按理说无需如此紧急。他不禁猜想，难道是“庐山”事件再次爆发？但从北戴河的情报来看，似乎并非如此。数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来电，祝贺邱家喜得孙女，并称赞他为孙女取名恰当，提及女儿豆豆订婚，让邱夫人胡敏代为祝贺。这表明似乎并无大事，否则叶群不会在此时忙于女儿的婚事。然而，为何要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呢？带着疑惑，邱会作跟随服务员进入会议厅，却并未留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轻声询问李作鹏是否知道会议内容，李作鹏因接到周恩来电话，得知不得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推测可能是北戴河发生了紧急情况。邱会作心想，北戴河、林彪，究竟发生了何事？

林彪已经逃离，他乘坐飞机逃走了！

“你并无罪责，判决之后，你便可重获自由。”邱会作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未聘请律师，却不知......。

9月17日午后，总理亲临电话，告知我一切安好，承诺将全力支持我，并指示我前往西山，协助黄同志稳定局势，勉励他坚守岗位，切勿轻言放弃。我与路光抵达西山后，我先让路光先行探望黄同志。黄同志坚定地表示，他将坚守最后一班岗。我将总理的关照转达给了黄，他沉思片刻后感慨道：“话虽如此，但行动未必能一一照此。”黄同志的思想境界确实非凡。他接着说：“最多是将我和吴胖子拘捕，你和瞎子则无虞，共产党自会为你俩做主。请放心，江青的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行径，都将由我一人承担。”我们不愿触及这些烦心事，便聊起彼此相识的往事，并肩战斗的岁月。言谈间，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直至我们失声痛哭，心中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畅快。

李作鹏海军大院种地

9月12日晚，李作鹏在海军大院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此次关于三叉戟的通话，由李作鹏、其夫人董其采以及朱秘书共同记录，并经过核对后，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被特别复诵给周恩来总理。在复诵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确认记录无误，并据此传达指示。在后续审理“两案”的过程中，有指控称李作鹏曾表示只需一人下令即可起飞，但李作鹏坚称他实际说的是需要四人共同下令才能起飞，并强调他并未对记录进行篡改。

实际上，讨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并不触及问题的核心。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未亮，调度室也未下达起飞指令，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未促成三叉戟的起飞。三叉戟的起飞是未经调度室批准的强行行动。李作鹏对此感到不公，他不理解为何将三叉戟起飞的责任归咎于他。他反问，若林彪执意起飞，他又能阻止吗？既然事关副统帅，他也不清楚林彪是否意图飞往苏联，若他飞往北京、广州、大连等地，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总理曾言“不能打，他是党的副主席。”毛主席也曾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既然大家都无能为力，他又怎能独善其身？对他而言，关键在于林彪的离开对他是否有利。显然，林彪留任对他有利，既然如此，放他离开又有何意义？他质问周某为何不直接电话通知他，以及为何不命令八三四一部队拦截。李作鹏心中充满疑问，他坚信三叉戟起飞的责任不应由他承担。

李作鹏长期居于海军大院，对人民大会堂与北戴河的过往详情一无所知，对林彪的去向以及为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疑问未曾透露。他未曾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也未预见到，他仅仅是按照指示传达了总理的命令至山海关机场。即便周恩来多透露一些信息，李作鹏也会予以重视。在后来的监禁期间，李作鹏曾向周恩来寄出三四封信，但均无音讯。李作鹏强调，应以他在法庭上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陈述录音为最终依据。

在九月十二日这个日子里，李作鹏正忙于打理他的“自留地”。据他的大儿子李冰天所述，军委办事组并无集体活动，成员们各自返回处理各自单位的事务。所谓“自留地”，便是各自负责本单位的日常管理工作。黄永胜、邱会作与吴法宪在担任军委办事组职务之余，亦兼任各大单位的首脑。对他们而言，除军委办事组的集体活动外，“自留地”的工作也大致完成了。而李作鹏在这段时间内，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中。他曾于八月陪同江青前往青岛度过一段时日，月底又赶往连云港处理两派问题。归来后，他又陪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访问了长沙、武汉等地，直到九月七日、八日仍在武汉。在“文革”的混乱岁月里，一旦离开家几天，堆积的公文便如同山一般高。而在这难得的周末“空闲”时刻，正是大举整理“自留地”的绝佳时机。

李作鹏在海军建设学院47楼辛勤耕作了一整天，身体疲惫不堪。当他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时，已经服用了安眠药进入了梦乡。然而，作为政委，您的职责并非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为何您会亲自拨打山海关机场的电话？难道不能让秘书或司令部来处理此事吗？或许这是总理的特别指示，所以李作鹏也必须亲自处理。在处理完山海关机场的电话后，李作鹏再次服用了安眠药，这次因为剂量加倍，睡得较为安稳。然而，当得知需要开会时，他立刻恢复了清醒。通常情况下，政治局会议都不会安排在午夜之后，这次会议是否与总理昨晚阻止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呢？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公布“九一三”事件的详情，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姚文元随即吩咐人取来茅台酒以示庆祝。叶剑英却表示，国家遭遇如此重大变故，实为奇耻大辱，你们竟还有心情欢庆？此言令姚文元停止了庆祝活动。李作鹏也赞同叶剑英的这一看法。

毛泽东曾赞誉李作鹏不卑不亢。的确，在法庭上，李作鹏表现得相当坚毅，对于他认为属于自己的过错，他勇于承认；而对于非己之过，他则坚决否认，即便面对死亡，也绝不认错。然而，最终，关于放跑“三叉戟”的罪名，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吴法宪当晚惊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而言，无疑是混乱至极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知晓最多，也最为惊恐。9月11日晚，周恩来主持了一场会议，吴法宪亦出席其中。会上，毛泽东指示，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应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而会议一直持续至凌晨一点，已是次日。吴法宪返回西山住所，稍作休憩，便投身于乒乓球运动。睡前，他向夫人陈绥圻透露了即将召开三中全会的事宜，并表示自己需在会上再次进行检讨。鉴于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黄永胜、邱会作与吴法宪均曾检讨，然而黄与邱的检讨已获通过，唯有吴法宪仍悬而未决。翌日中午，吴法宪醒来后便立即召集车辆，与陈绥圻及张秘书一同返回空军大院。鉴于撰写检讨的紧迫性，吴法宪需立即着手，而前两次的检讨稿件及相关文件均存于此处。陈绥圻翻寻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思考着如何协助他完成第三次检讨。同时，吴法宪遵照周恩来指示，认真研读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并在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晚餐前，他先赴京西宾馆聆听邱会作解读毛泽东南巡讲话，这是他最为关注的议题。随后，吴法宪返回空司办公楼，下午的时间便在忙碌中度过。傍晚时分，他还有许多事务待办。当时正有一场会议进行，晚上八点，吴法宪邀请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一同与八航校校长政委进行谈话。谈话结束后，时间尚早，吴法宪与王辉球便转而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位指导员交谈，旨在解决派性问题。直至9月12日晚11点，电话铃声响起，一场令吴法宪心惊肉跳的“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吴法宪回忆称，周总理来电询问，是否有一架大型飞机被调至北戴河。我明确回应称并未如此。周总理追问，确否如此？我再次坚定地表示，绝无此事。周总理提及他已从北戴河得知有飞机抵达，他要求核实，我答应了。挂断电话后，我立即致电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他当时正在家中休息，也声称不知情。第二次询问时，时念堂提到可能胡萍知晓。胡萍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同时兼任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终查明，是胡萍安排了飞机。通常情况下，所有专机调动都会经过我的批准，但这次我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还是总理亲自过问，事情非同寻常。胡萍解释称，飞机是进行改装试飞，因此未做报告。我继续追问，为何选择山海关而非其他地点，胡萍并未给出回应。

吴法宪将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尽数归结于胡萍。然而，胡萍却持有不同的观点。据胡萍所述，吴法宪曾告知他，林彪正居于北戴河，若需专用飞机，则无需经过他的批准。他应以此作为训练的幌子，主要是为了确保行动的秘密性。

吴法宪回忆道，他提议立即赶往机场进行追查。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带领张秘书和警卫员从办公室迅速赶往西郊机场。他要求将飞机调回北京，胡萍一口答应。然而，五分钟后，胡萍来电告知，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原来这是胡萍受了潘景寅虚假信息的误导），待飞机修好后即刻返回。他立刻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并指示飞机应立即返航，且不得携带任何人。周总理还提到，他计划前往北戴河与林彪进行谈话，吴法宪询问是否需要准备飞机，周总理指示准备一架，随后他立即让时念堂安排了两架飞机。

不日，叶群来电相告，言称稍后周总理将电话召您前来，您若能至亦佳。我答，胡萍正住院，不如由时念堂代为赴约。叶群与时念堂不甚相识，遂提议由胡萍亲自前来。此际，关于调动飞机一事，我无法自行决断，须先向周总理请示。当时胡萍尚未返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交谈。周总理的电话随即而至，提及林彪乘坐车辆离北戴河之际，竟开枪误伤了一名警卫员。我深感事态严重，北戴河至山海关尚需车程约一小时，遂即刻命张秘书拨通潘景寅的电话，告知飞机不得起飞。潘景寅应允无误，但飞机终究起飞。

凌晨一点十三分，周总理指示我密切关注飞机的飞行轨迹，观察其航向、降落点。随着三叉戟的转向，先向西后转东，最后骤然转向北，我依次做了汇报。飞机行至赤峰附近时，我询问是否需要进行拦截。我所言拦截非指击落，而是旨在将其截回。周总理指示需上报毛主席。毛主席回应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在向西飞行期间，我令胡萍联系专机师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向潘景寅发出指令，要求其返航北京，但持续15分钟未得到回应。周总理来电询问飞机位置，我告知其距离中蒙边境逾百公里，飞行高度为三千米。……一旦飞越国境，雷达便失去了追踪。拦截行动是完全可行的，林某如能将其截获，对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均有裨益，尤其对黄、吴、李、邱等人更是有利，尽管这或许会招致后续谣言的传播。不久，周总理再次来电，明确指出绝对不能让任何飞机进入北京，强调若有飞机进入，我们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并要求我用生命担保。我随即致电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指示他开启所有雷达系统，严禁任何飞机进入北京。随后，周总理发布了禁飞令，禁止任何飞机起飞，除非得到毛、周、李、邱、吴五人的明确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京和沈阳的空军，这两个方向至关重要，其他军区的空军则通过航行调度室传达该命令。

我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下达了严令，要求三个机场不得擅自放飞任何飞机。凌晨两点，周总理来电询问我的位置，我告知他我在西郊机场。随后，他指示派遣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监视我，我深知这背后隐含着对我的监控。正当此时，时念堂紧急报告称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即将起飞。我立即下令制止起飞，并击落该机，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

9月12日黄永胜会见林立果了吗？

黄春光，黄永胜的长子，担任北京军区空军防范突发事件办公室的副主任。在9月13日一早，他刚到岗，值班参谋便紧急汇报：“主任，出了紧急情况，一架三叉戟飞机逃逸了，属于林家所有，机上人员情况未知。鉴于其与林家的关联，这架飞机按照一等专机标准准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立刻询问我的秘书，他也不知情。我又询问父亲是否已归，但也没有回来，我对此事感到非常困惑。

“森林着火了，树叶都被烧光了。林子、叶子，林、叶。”黄春光这才恍然大悟。在那个没有汽车的年代，他骑自行车赶回西山，这才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

经过一番调查，专案组仅发现了林立果“小舰队”的动向，却未能追踪到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举动。若林彪企图发动政变，难道会不借助既是“死党”又执掌军队重权的“大舰队”吗？

经过一番努力，专案组终于揭露，9月12日，黄永胜曾在京西宾馆亲自接见了林立果，这一事实得到了警卫参谋费四金的确认。费四金作为黄永胜的“贴身保镖”，无论黄永胜走到哪里，他总是紧紧跟随，寸步不离。若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前一天，黄永胜与林立果的这次会面显得尤为关键，它表明黄永胜对“九一三”事件的内情了如指掌。然而，当时费四金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耐心地回忆着9月12日当天的每一个细节。由于事发不久，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表示，黄永胜当天并未前往京西宾馆，而是始终停留在西山。至于林立果，我也认识，但据我所知，9月12日那天，黄永胜并未在其他地方与他会面。

原段落：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费四金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会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可他依然坚持说他们没见过。原本期望捕捉到“肥美的金鱼”，专案组却瞬间感到失望。此后，他们对费四金进行了多次审讯，然而费四金却态度坚定，直言黄永胜未曾会见林立果。他强调，身为一名党员和军人，他有责任向中央、向黄永胜，以及向自己交代。面对专案组不懈的追问，他们怒目圆睁，拍案而起，施展了各种高压手段。费四金心知肚明，黄永胜已被捕，不会再为他带来任何利益。坚持说真话，他深知自己可能面临悲惨的结局。然而，若是提供伪证，他便能即刻获释，且未来看似一片“光明”与“灿烂”。尽管如此，他仍旧坚持声称二人未曾相见。

为攻克费四金所守的“坚壁”，专案组将他带到京西宾馆进行对质。京西宾馆的职员及服务员均一致证实，黄永胜与林立果于9月12日确实有过会面，并出示了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身为保卫干部，具备专业知识。他审视记录后，立刻指出这些并非当日的原始记录，而是事后补录的。该值班日记覆盖数月之久，钢笔水的颜色和字迹均相同，显而易见系同一人所抄，不可能有人连续数月保持相同的值班状态。费四金断言，这些记录并非真实情况下的原始资料。

最终，专案组的组长纪登奎亮出了他的“杀手锏”，对费四金直言不讳地说：“大家都已揭发，唯独你未曾涉及。”费四金回应道：“我心中明了，我乃组织派来之人，此前与黄永胜并无瓜葛，故而无须为他辩护。然而，我也不能趁人之危，将子虚乌有之事夸大其词。倘若黄永胜在九月十二日与林立果有过会面，我绝不可能对他有所庇护。”

无论面临何种压力，无论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费四金始终坚守诚信，未曾改口。即便在9月12日，黄永胜未能抵达京西宾馆，亦未曾与林立果会面。正因费四金始终坦诚以对，故而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中，并未提及“两谋”这一项。

针对黄永胜在广州擅自设立中央的说法，费四金坚决予以否认。专案组出示了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列出了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辩称他并不知晓有前往广州之事，黄永胜也未曾提及出差计划。通常，黄永胜出行前都会告知费四金，这一点无人能够瞒过他。出差期间，黄永胜至少需要携带换洗衣物以及众多药品。在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会告诉费四金：“小费，我即将出差。”随后，费四金便会整理行囊，将所需物品打包进旅行箱。然而，这一次，黄永胜却未提及分毫。费四金断然表示，黄永胜既不知情广州之行，也未对此有所预谋。实际上，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口中得知，黄、吴、李、邱四人皆不知广州之行，原计划第二天一早告知他们林彪将在广州召开会议。若他们不自行前往，那么就由两人负责，协助他们登机。

费四金，原是广州军区第四十一军第一百二十一声的成员，与黄永胜一同自广州迁至北京。在黄永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他服务的时间最为久远。1968年，与黄永胜一同调至北京的同事们纷纷离任，费四金亦在交接班次，即将前往军委办公厅警卫处任职。接班的小汤几乎已接手了所有事务，唯独账本尚未移交。若费四金提前两天启程，或许便已顺利成行。然而，“九一三”事件的突然爆发，令他未能如愿离去。费四金完成交接后，正准备返回苏州老家完婚，结婚证已领，回家的火车票也已入手，喜糖等婚礼用品亦购置妥当，却不料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困。专案组将他视为黄永胜的心腹，因此将他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黄永胜自人民大会堂返至西山后，费四金察觉到他情绪沉重，并意识到一架大型飞机已紧急出动，误以为吴法宪已逃离。由于未见吴法宪的身影，他对此感到困惑。直至费四金进入学习班，方才得知黄永胜身陷困境。在逮捕黄永胜之际，费四金不在场，而是小汤陪同前往人民大会堂。费四金居于城内，临行前一天，黄春光带着孩子来访，告知首长外出有要事，家中缺乏生活费用，询问首长是否还有生活津贴。费四金答复称津贴尚在，位于西山，于是带领他们前往西山领取，却见门上贴有封条，预感事态不妙。警卫人员阻拦入内，后经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剑飞向中央请示，方得允许进入。进入后，费四金便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向家人谎称只是临时出差。然而，这一“临时”竟延续了四年之久。起初，他被关押在亚疗一年，之后又被送往团河劳改农场服刑三年，为婚礼准备的喜糖也早已霉变。直到1975年才获得释放，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了一段时间，随后转业至地方，最终在北京市汽车制造厂担任再就业中心主任一职。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他背负着黄永胜这个“重担”，他人都不敢轻易任用。倘若费四金能够承认9月12日黄永胜曾与林立果会面，那他无疑会立下“大功”，绝不会遭受如此待遇。

黄永胜囚于秦城，拒见家人。

黄春光回想起，在9月24日接到回家通知。母亲来电告知父亲遭遇不测，指示我们搬家。10月1日后，我在办公室被唤醒，被迫参加学习班，总有神秘人物跟踪。我心知肚明，父亲的遭遇将影响我，却对未来充满未知。经过分析，我猜测帮助父亲销毁照片可能是导致我被盯上的原因。之所以要烧毁，主要是为了掩盖真相，清理掉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协助销毁了大量照片。因走廊有两个出口，深夜11点后，秘书目睹了我烧毁照片的行为，遂向组织举报，指控我界限不清。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为何要帮你父亲销毁物品？我否认参与。你父亲销毁了大量物品，连花盆都烧裂了。烧毁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文件，以及一些策反信件。纪登奎质问我，既然心里无愧，为何要销毁？毛主席不是已经审批过策反信了吗？审批过了，但该抓捕的人还是要抓捕。

与费四金同命运，我也身陷囹圄四年之久。林办的幕僚，李作鹏的乘龙快婿，王秉璋的得力助手，以及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同处一室。至于为何未能获释，那是因为他们无法对父亲定罪，同时他们企图从我这儿“掏”出些什么。

重新安排我工作岗位。原先我担任副团级职务，被分配至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担任副队长。我询问，是由队长或指导员来领导我，还是我负责管理他们？显然，我并不会长期担任此职，不久后便被安排转业。我的三个弟弟也都相继完成了转业。

多年来，父亲音信全无，直到1976年我们才得知他身处秦城。我们多次恳求，终于获准探望。然而，母亲因在安徽服刑无法同行。我们兄弟四人连同十几口家人，浩荡前往秦城。遗憾的是，父亲并未出面，并非监狱禁止，而是他主动不见我们。自被关押以来，多年未见家人，他怎能不想念？然而，父亲坚定地说，我不能以这样的身份见我的孩子们，若要相见，必须在我洗清冤屈之后。

既然我们远道而来，若不见父亲便不打算离去，遂在秦城安顿下来。我亲笔致信，恳切地请求父亲，言及即便您不愿见我，也应见一见我的妻子，毕竟她与您素未谋面，至于孙子孙女，更是未曾相见。父亲最终应允了。然而，监狱管理极为严格，禁止拍照，纵然他人能与父亲在狱中留下合影，我们却未能如愿。但那次相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率先步入狱中，父亲显得格外苍老，他责怪我不该写那样的信，那封信击溃了他的情感防线。此后，我们又多次前往探望父亲，每次探视时间均为半天。

父亲坦言，他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如何能预知他们的行踪？自幼投身战场的他，缺乏政治斗争的历练，绝非无中生有，他根本不知有谋害毛主席之事。真相与指控无关，究竟是谁签署了打倒某人的文件？他未曾签署过任何此类文件。黄永胜领导专案组，不过是继承了周总理和杨成武的遗志，事情基本已经了结。至于开除彭德怀的党籍，需经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批示，这难道也算迫害？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彭德怀并未得到平反，直到1974年去世，仍需化名。父亲认为，请律师有何益处？他不信任律师。实际上，本应寻求法律援助，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并未聘请律师，而是自行辩护。他坚信自己清白无辜，我们真心反对江青，抵制她的行为，怎会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我们来到北京，就一直抵制她的行动。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甚至与江青对视而视。

1981年，父亲在青岛度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光，为了照料他，我和三弟一同迁至青岛，悉心陪伴。

1983年春节前夕，不幸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四月，父亲便撒手人寰。临终之际，家中甚至连一台冰箱都未曾拥有，我们只能外出购买冰块，将冰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之上，以期等待远在异乡的弟弟归来，得以最后一面。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反对党。

为什么林彪政变不依靠黄、吴、李、邱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指出，总参谋长黄永胜堪称要角，其罪行之特征，在于与林彪、叶群的关系尤为紧密；吴法宪所犯之罪行，则表现为将空军之权力拱手让给了林立果。而李作鹏的致命问题，在于他放走了林彪的专机。

黄春光猜测，其父可能对林彪为何逃离一事感到困惑，原因可能是林彪既不赞同此举，即便同意，也难以达到如此结果。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则提出，“手令”未必出自林彪之手，鉴于元帅长期征战沙场，“两谋”如此重大的决策，怎能让幼童负责？为何不交给黄永胜处理呢？

九月二十四日，黄永胜被紧急召集至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自此，他的自由被剥夺。

自“九一三”事件之后，黄、吴、李、邱四人被囚禁于卫戍区警卫三师，分别被安置在通县与顺义。然而，自1973年底起，系统性的审讯活动便告停止。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推翻，全国上下皆为之欢欣鼓舞，我们亦同感庆幸。然而，未曾料想，我们却被投入了秦城监狱。

1973年年末，纪登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审查结论，声明黄、吴、李、邱四人与“两谋”和政变事件无关。面对关于手令及林彪通过王飞转交给黄永胜的信件的询问，纪登奎回应称，这两份文件并未落入黄永胜之手，甚至连王飞本人也未见过。

注释

王飞的供词如下：

“在那历史性的1971年9月8日夜晚，林立果与周宇驰命我转送黄永胜某物。他们交予我的是一个标注着‘请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翌日，即9月10日，我亲自将此物递交给黄永胜，并向他说明了这是由‘晋草’（叶群的代号）与林立果共同所赠。黄永胜听闻后，回应道：‘哦，原来是叶主任所赠。’我随即转述了叶群和林立果向他致以的问候。此外，我还转达了周宇驰告知我的关于毛主席与某地负责同志谈话内容的情报。黄永胜对叶群和林立果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十一日的午后，林立果于西郊机场秘密召集的一次会议中，决定在南方发动针对毛主席的暗杀行动，而钓鱼台的行动则交由黄永胜等人负责。会议结束后，林立果与周宇驰提议，让我担任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并交给我一封林彪亲笔写给黄永胜的信。信中大意是：“我甚是挂念你，愿你保重身体，当前形势紧张，若有事，可找王飞同志商议。”我被告知在必要时将此信转交给黄永胜。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意图是让黄永胜统一指挥全局。当晚，叶群与周宇驰来电告知我，毛主席已离开上海，任务已被“解除”。翌日清晨，刘沛丰将这封密信收回。十二日夜晚，林立果和周宇驰向我透露了林彪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阴谋后，我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人商讨执行此计划，于新野在会议中再次将那封密信交还给我。不久，周宇驰来电告知：“情况已暴露，行动取消。”我随即将密信归还给了于新野。